ILL USION

Actually, I am a blues man

2009-04-20T18:11:00.000-07:00

-The first time a gal took off her underwear,and threw them on stage. It was on
account of a fella singing the blues. Now, when the white girls started doing it,
They called that rock and roll.

-Your father and I, we come from the same shithole in Poland. I didn't travel all
this way to have my daughter marry some schmuck from the same village.
-What did you say?
-Get in.
-Don't worry where I'm from. My wife's gonna drive a Cadillac.

-Hey, Mud. I want you to meet wolf.
-Yeah, I hear we're from the same place.
-Is that right?
-Yeah, wolf just signed with us.
-Yeah. welcome to cadillac records. You stay around long enough, everybody get one.
-Well, this old truck,
I own it.
It don't own me.

艾未未：必须乐观

2009-04-20T17:58:00.000-07:00

南都周刊：照片上的人现在都是腕儿了，当年这些人都什么状态？

　　艾未未：混呗。照片都出来了，你自己去看吧。现在不一个个人五人六的，都活着呢。

　　南都周刊：在美国呆了10多年，对你现在的性格有影响吗？

　　艾未未：这个很难说，肯定是有影响的，我毕竟在相对自由的社会里呆了那么多年。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找过我的麻烦，只有我找他们麻烦的时候，虽然我是非法移民。个人的空间大，而政府权力很受限制，不能随便伤害个人。当每个人都认为个人的权利很大，不可被伤害的时候，政府权力就会变得很小。

　　南都周刊：你现在是美国国籍？

　　艾未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我都把我的护照放到博客上让人看了。最初他们说我敢说话是因为我是美国国籍，我赶紧把护照拿给他们看了。后来他们说我敢说话是因为什么宽裕，我赶快让自己破产了。然后他们又说可能是我家里有背景，我又赶紧把我父母“抹杀”了，他们还要怎么样？

　　南都周刊：发言对你来说很重要？

　　艾未未：是个人就能说话。表达是人之为人的一个特征，没有表达你就不是人。个人地位也是每个人应该有的地位，做人最高的地位。只是大多数人都放弃了这种权利。

　　南都周刊：大家觉得，至少知识分子可以多说话。

　　艾未未：他们只是知道怎么保存自己，躲在一些机构、学院和协会里面的蛀虫，知识从来没有为社会提供过有效的作用，他们叫什么知识分子？除了抄袭以外就是张冠李戴，他们是所有的***和社会无能的一部分。

　　南都周刊：你需要为谋生考虑吗？

　　艾未未：很多人以为他们是中产阶级，或是上流阶级，其实仍然生活在精神的贫民窟当中，他们才是真正需要谋生的人。而我无论处在什么状态下，注重的是精神上的谋生。

　　南都周刊：你最近关注文怀沙么？

　　艾未未：我觉得很好笑，中国有这么多跟人的生命有关的假，跟科学有关的假，大家都回避不谈，却找了这么个人，讨论这么热闹。中国的学术作假有多厉害，教育成天毒害孩子，三聚氰胺几十万孩子受损。卫生部教育部有人讨论过吗？有人敢大张旗鼓地每天放在头条上吗？讨论文怀沙和追究圆明园兽首是同一性质。

　　南都周刊：追讨兽首有什么问题？

　　艾未未：中国历来毁掉了多少文物，就说“文革”，砸掉了比那个兽头要贵一百倍、一千倍、一万倍、一亿倍的文物，有谁追究过？有谁做过统计？那是无可估量的价值，没有人追究，却盯着圆明园爱新觉罗家族的东西，几个意大利人设计的兽头。第一它不是中国文化的东西，跟我们传统没关系的，我们历来不做这种写实主义的创作。中国人搞不清楚的，没有人问这个。那些律师懂吗？100个律师为了一个烂兽头，我一天能给你做出100个来。太好笑了。

　　南都周刊：你都在博客里写了，很尖刻。

　　艾未未：博客对我来说蛮有意思的，因为可以说点真话。有时觉得太好笑了就写两句。过去信息闭塞，现在因为博客、网络，情况已经好了很多。没想到网络对中国的作用这么大，这是奇迹。如果有一百件“躲猫猫”这样的网络事件，中国人就自我教育成功了。

　　南都周刊：你想改变他人吗？

　　艾未未：在我的范围内，在我目光所及之处。他们不要来影响我就行了。

　　南都周刊：很多人都被你骂了，比如余秋雨、张艺谋。请举几个你佩服的人。

　　艾未未：鲁迅，王朔，韩寒。

　　南都周刊：你怎么评价韩寒？

　　艾未未：我经常看韩寒的博客文章，几乎每一篇都看。我觉得韩寒是个非常优秀的人，是中国几十年来最优秀一类人的代表。勇敢、清晰、行动，加上幽默，谁也别跟他玩虚的。韩寒这一代人或者他所代表的这些人是旧时代的掘墓人。

　　南都周刊：评价这么高？

　　艾未未：是中国太缺少这样的人了。其实在国外每个公民都应该是这样的人，韩寒只是一个在他的位置上承担了责任的人，而大多数人都是放弃者，注定要被淘汰掉的。只要是年轻人，通过自我努力，不是去谄媚，不去谋求一些不该谋求的利益，不做价值上的简单交换，已经很了不起。

　　南都周刊：你对80后很看好？

　　艾未未：80后是中国第一代可以被称为“人”的。他们有自己的价值取向，有自己的信息来源，有自己的判断基础。

　　南都周刊：除了博客你还关心什么问题？

　　艾未未：这个社会应该相对公平一些。你最重要的财富就是你有正常的途径表达自己，有公平的环境来追求幸福。现在个人的社会权利、个人的责任，都乱七八糟的。比如今年春节后，有一千万民工回不到城里，因为工作没有了。

　　南都周刊：怎么看中国当代艺术？

　　艾未未：我不了解，也没兴趣。我从来不属于这个圈子，在国内我没做过一个画展，我的展览都在国外做。

　　南都周刊：市场这么火爆你也不关心？

　　艾未未：市场都一样，大家有闲钱就开始炒这炒那，没钱首先撤的就是艺术。没什么太大的规律。我做东西也不是为了卖的。

　　南都周刊：这个时代的文化艺术还有救吗？有人说被商业和功利主义毁了。

　　艾未未：文化艺术是人的行为，人若是被毁了，其他也是必然。

　　南都周刊：吴冠中画展刚刚开幕，他在前言里说艺术界有太多束缚艺术的东西。

　　艾未未：他敢说话，可惜没人听。

　　南都周刊：那你的话呢？

　　艾未未：我说的话就跟放屁一样，但还是得说。我要不说这话，倒霉的是全部的人。说真话是生活的一部分，不是你的选择。

　　南都周刊：为什么你在国外的影响比在国内大？已经连续三年被英国《艺术评论》评为“当代艺术最具影响力一百大人物”。

　　艾未未：他们认为我是一个伟大的中国人，这是误会。他们觉得我的每一公斤和每一两都是有价值的。我也不觉得他们的评价有什么意义。

　　你总得活着，活在所有人的错觉中吧。100人名单算什么，整个西方世界都在坍塌，整个旧的体制都在崩溃。我还会在乎他们给我的某种荣誉吗？这个世界一切都会坍塌，唯有人会站起来。

　　南都周刊：在这个时代保持完全的独立有多难？

　　艾未未：独立是生命的完整性的问题，完全的独立在任何的时代都是不可能的，那意味着失去现实的含义。同样可以说，生命不可能是完整的，它必然是他者的一部分。

　　南都周刊：你很愿意对媒体说话。

　　艾未未：我愿意任何类型的交流，不只对媒体说话。我觉得媒体够烂的了，但我要面对这个烂的世界。我生活在这里，我自己是烂的一部分，我只是在挣扎。

　　南都周刊：你是艺术家，可关心的都不是艺术的事情，这算不务正业吗？

　　艾未未：我做艺术家就是因为想要不务正业，在我看来，艺术不是业，更无正可谈。如果我是，我的目光所及都会是，若不是，我就是再务也没戏。

　　南都周刊：其实你还是乐观的。

　　艾未未：必须乐观，生命只有一次，任何其他力量只是想消减你生命的意义。你是在维护这个生命的意义，这个生命的尊严跟他人的尊严是连在一起的。你怎么能不乐观呢，除非你对人类彻底失去了信心。

郎咸平: 白领陨落黑领升起

2009-04-14T20:50:00.000-07:00

白领陨落黑领升起
郎咸平 2009年03月26日

才仅仅10年之前，白领还是一个全社会人人称羡的身份。万科地产甚至将其出版的系列图书命名为《白领》。白领是指那种在高级写字楼里上班的专业技术人员，特点是高学历、高收入。特别是写字楼里外资企业，更是白领群体云集的根据地。

白领意味着体面的工作、优雅的修养、丰富的精神体验。从某种意义上讲，白领简直成为时尚的代名词。

白领必定毕业于名牌大学，甚至是硕士、博士或海归，每天朝九晚五打卡，坐在格子间的电脑旁，MSN，麦当劳，卡布奇诺，网恋，丁克，地铁，打的，坐经济舱，住星级宾馆，泡吧，煲电话，听蓝调，加班，夜生活，圣诞节，一夜情，斯诺克，暂住证，红酒，抽555，住租来或按揭的公寓，买简约的宜家家具，收藏CD，谈论《老友记》，向往喝西藏，留恋于丽江，铁杆驴友，不看中文报纸不看中国电影，看《国家地理》《名牌》《读书》杂志，看卡夫卡看张爱玲看伊朗电影，洁癖，乡愁，健身，瑜伽，养吉娃娃，香水衣服鞋子泡吧旅游鲜花买书买CD看电影，月光一族。

白领的产生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末期的典型现象，证明了“知识改变命运”。白领大多只出现在一线城市。面对WTO的前夜，这些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人开始尝试一种西方发达国家中产阶级的雅皮士生活。绅士与淑女，是充满这些新思想的青年人的人生目标。《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傲慢与偏见》是他们的必读书。爱情、教
养、文化、艺术、体验、精神贵族深深地吸引着他们。

10年过去，物是人非。回头看看，当年怀着白领梦“范进中举”，当许多大学生兴冲冲踏出大学这个高级职业培训监狱大门的时候，却必须接受与黧黑的农民父亲同场竞聘的残酷现实。

曾经的白领已经老去，在一场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面前，破产的破产，失业的失业，离婚的离婚。当孕育白领的贸易、广告、房地产、IT和制造业风吹雨打流水落花，脆弱的白领蓦然发现，曾经雪白挺括的领口，已经被冰冷的汗水洇得皱皱巴巴一片姜黄。

春天来的时候，老去的白领继续徘徊于物价和房价飞涨的城市。伫立在林立的写字楼脚下，他今天会收到一个面试通知么……白领的传说就这样陨落了。

与此同时，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社会群体已经夺去了全中国所有的光芒，他们开着“自己的”大排量名牌汽车，出入高档酒楼，高级夜总会，乘坐头等舱或软卧，住星级宾馆，拥有黄金位置的几处豪宅，购全套红木家具，在位置最好、景观最佳，装修最豪华、质量最安全的办公楼上班，独立办公室，不打卡，饭局，会面，喝茅台五粮
液，品天价普洱，抽极品中华，精装《毛评二十四史》，VIP，炒股投资保险理财，收藏古玩字画珠宝黄金，高级会所，劳力士，路易威登，奢侈品，国际顶级品牌服饰，高尔夫，公派出国，移民，护照，拉斯维加斯，美容减肥按摩，组织体检，疗养，免费医疗，贵族学校，MBO，脱产学习，党校，佣人，情人，养藏獒，带薪假……

他们就是在全中国一线二线三线城市遍地开花，全面崛起的新兴黑领阶层。相对于干干净净清清白白的白领，他们的衣服是黑色的，汽车是黑色的，脸色是黑色的。他们的收入是隐蔽的，生活是隐蔽的，工作是隐蔽的……所谓隐蔽，就是像站在黑夜里的黑衣人，你知道他在，他也知道他在，但你不知道他什么样，在做什么。他们就是就职于政府和官有垄断企业的那个庞大群体。

10年间，官有建筑已经屡屡刷新了所有中国城市的高度。在气度辉煌富丽堂皇的官方办公楼面前，商业写字楼登时被压出逼仄吝啬的寒酸来。从容积率、配套、装修等各方面，拔地而起的“大裤衩”成为城市黑领新贵们的“鸟巢”。白领和他的OFFICE一起，被黑领的裤衩遮住了所有的阳光。

10年间，通过土地财政和垄断政治权力，官方组织一步步通过各种手段将社会财富向自己手中集中。不仅以重税和重复收费罚款的方式，从横向上苛刻聚敛社会财富，而且以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方式，从纵向上大肆透支谋夺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根基。

官有经济在垄断的无竞争市场所向披靡，源源不断的暴利如滚滚长江。水气电油电信金融烟草卫生教育海关公路等行业自不用说，即使出版、邮政、新华书店、市政、环卫、公交、盐业、矿业、铁路、民航、文化、体育、新闻、旅游、土地等这些领域，因为禁止自由竞争，其利润之丰厚仍足以使任何外企眼红得流鼻血。

在当下中国随便哪一个城市，一个大腹便便的税务监管员都可以开着路虎SUV上班，他的办公室面积有多大、装修得有多豪华不必说，只消告诉你一句，他可以在单位里健身桑拿游泳……一个刚刚工作两年的警察就已经买车买房——没要父母的钱也没按揭……一个国家电网公司的抄表员基本月薪达到8000元……

简单推算一下，全国有1000多个省级，20000个厅级，好几万到十来万个县级，这还不包括北京的中央部门和军队警察系统。较发达地区普通黑领年收入10到20万元极普遍，年终发个十万元奖金不是什么稀奇事，而这也不仅仅是税务部门才有这个财力。这是“合法”的收入，这一部分财产是不怕公示的。去年就有新闻称，南方某地所有的黑领都有两部车，而且很正常。

人类都知道，对黑领来说，收入绝对不止薪水这一块，医疗交通吃喝拉撒贪污受贿等等，所有的地方都享受纳税人无偿供养，每月的车贴甚至比农民工辛苦一个月的薪水还要多，他们也可以在超市买个床单裤衩都开发票报销，或者把免费领来的大量昂贵药品卖钱。甚至嫖娼也要发票。可以说，所谓黑领，就是除了没给其配备法律意义上的配偶外，其它都是享受无偿供给的。

黑领阶层之所以生活水平急剧提高，是因为其垄断了包括政治、法律、经济、信息在内的一切社会资源，他们消耗了至少一半以上的中国国民收入。他们的崛起，构成了中国新二元社会的显赫一极。这个群体虽然相对数量少，但是绝对数量庞大。粗略估计一下，这种以寄生垄断为业的黑领在全国约有2000万以上。

比起10年前苍白的小资白领来，只有这些享受和垄断了政治权利的人才真正的实现了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他们绝对已经达到甚至超过欧美发达国家生活的水准。当然，另外一极的其他“普通老百姓”则是标准的第三世界贫穷国家的国民。

来自官方背景的黑领对来自民间草根的白领的颠覆，体现了政治权力向自由经济领域的渗透和僭越，以政治权力篡夺经济权力。这种食利自肥的经济身份使官方的超脱精神和公益基础遭到侵犯，合法性受到玷污，政治的伦理尊严荡然无存。官方由民众的仆从变成“民主”——民众的主子，由公共利益的正义仲裁者演化为自身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从国家和社会的守夜人退化为自私卑鄙的盗窃者。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倾向。

白领阶层可以说是开放的，或者说穷人的孩子可以通过读书实现白领梦。正因为如此，白领在大学扩招后人力资源充沛的中国急剧贬值。相对而言，黑领阶层则完全是封闭的，正因为封闭，才会奇货可居炙手可热。公共机构实际上已经成为官僚权力集团把持的私家后院，普通人家的孩子要想进入这个群体，理论上说不是不可能，只能
说——很渺茫。

不错，公务员是公开招聘的，垄断官方企业的职位也是面向社会招聘的，只要你拥护那个党，你就可以报名考试。但地球人都知道这里面的规矩——潜规则，考不考得上并不取决于考试分数。

黑领的特殊之处是已经走向组织化和正在走向世袭化，前者巩固，后者继承。在白领黯然陨落之后，黑领的低调崛起在全社会引发了一轮又一轮的考公务员热。同时，黑领也成为所有商家追逐的目标，他们比白领具有更真实更强悍的消费力。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物价飞涨；他们对地产的投资，使农民失去了土地，使白领丧失了家园。

当白领遇见黑领，立马被压出西装下面的“小”来。今天，一个供职于夹缝状态私企的所谓白领，以他微薄的收入仅够维持温饱而已，消费对他来说已经是一个太过夸张和绝望的词语。不久前官商云集（没有几个身家低于千万）的两会上，一个黑领代表或是同情或是鄙夷地建议小白领们应该去卖肉——不是出卖自己的肉体，是卖猪肉。

在这场席卷地球的金融风暴中，无数外企破产倒闭、业绩滑坡，覆巢之下，纷纷裁员降薪，白领们仓皇失业。与此相反，中国官有组织却财大气粗逆市飘红，令世界500强为之羡慕，黑领们仍然可以毫无罪恶感的集体加薪。

近水楼台先得月，砸向黑领掌心的4万亿投资计划如同一针鸡血，使无数红了眼的黑领们激动得加额称庆——还是中国好、组织好啊。说实话，贫困潦倒的白领们从这4万亿民脂民膏中想捡点残羹剩饭也是痴心妄想。所以说，“孔乙己”这样卑微的白领如何能与“假洋鬼子”这样傲慢的黑领同日而语？

如果说白领曾经掀起一股托福热、小资热的话，黑领的江湖则使传统国学和势利文化大热。易中天的阴谋学、王立群阎崇年的帝王学、于丹的犬儒学和马未都的收藏学等等，无不映照了黑领这个社会核心消费阶层的形成。

黑领的兴起说明，20年前的那场轰轰烈烈的反腐败反官倒运动遭到残酷镇压后，新兴知识群体在与权力群体博弈中已经完全丧失了主动权。权力经济终于在近10年从量变到质变，完成了对知识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彻底颠覆。权力组织在文革后重新收复了对共和国的垄断话语权。

近年来热映银屏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军歌嘹亮》、《金婚》和《天下兄弟》等剧，集中反映了文革时期第一代黑领的优裕生活。权力特权下的文革被营造被演绎得无比温馨富足和谐，根本看不到知识阶层生不如死和农民阶层食不果腹的悲惨灾难。这种以主旋律色彩出现的怀旧情绪充满复辟邪恶和美化罪恶的企图。

曾经的党校高材生、当代厚黑学大师冯仑老板毫不客气地把白领鄙视为“房奴”，一个“奴”字撕下了一群人看似体面的假领。诚然，白领没有任何社会权利，没有罢工权，没有选举权，没有话语权；他们没有权势，没有资本，没有门第。相反，黑领则是这个国家的上帝选民。他们的房子票子车子等等除过老婆之外，都一概享受无偿配给，几乎不用跟“普通老百姓”们争来抢去的所谓市场发生任何关系。

白领是如此脆弱而不堪一击，一套小小栖身的房子就可以将其压垮；而黑领是如此坚不可催固若金汤，一场导致无数孩子死亡的“三鹿”惨案，也未见一人因职务犯罪被追究法律责任，仅仅纪律处分了事。

因为对立法权和司法权的把持，黑领群体成为名义上和实质上的共和国公民，他们普遍享受到一个共和国公民所应当享受的一切政治权利。从基本人权、财产权、公民权、选举权和一切社会福利，他们都应有尽有的得到了充分保护和满足。

与之相反，日渐普遍和经济失宠的白领群体则无法享受到基本人权保证，更遑论公民权和社会福利。他们被官方称之为与“公民”相对立的“普通老百姓”或者“群众”。相对于“共和国公民”而言，“普通老百姓”在政治层面和法律意义上，仅相当于“人畜”、“奴隶”或者“机器人”。他们经常被官方作为十几亿的巨额国家财产来看待，说好听点叫作“劳动力资源”。其对外的称呼为“人民”，多用在“伤害中国人民感情”的时候。

白领的陨落代表着知识精英的穷途末路和理性精神的落败，黑领的兴盛代表着权力意识形态的扩张，和反知识重权力的血统论和阴谋论王者归来。“知识贬值”必然带来“读书无用论”的盛行，中国社会从此向封建资本主义进一步靠拢。社会文化日渐沙化和盐碱化，重归流氓文化和宫廷权谋黑幕政治的覆辙。

黑领对白领的阻击和绞杀使构成未来社会主流的新兴中产阶级胎死腹中，建立宪政公民社会的启蒙运动被迫土崩瓦解。这种财阀与权贵的合力扼杀使一个民族的创新能力和创造力严重退化直至丧失。社会结构和信息结构进一步被凝固被肢解，青年一代被年迈保守的既得利益者压制封堵在社会最底层。健康的社会流动和财富循环陷于停
滞，推动社会进步的活力和源泉被窒息被堵死。

胜者为王的狼图腾文化、不择手段的官场权谋文化、暴殄天物的面子文化和崇高伟大的满清皇帝戏之所以大行其道，正映射着白领规则的陨落与黑领规矩的升起，中国社会由知识和文明的艰难复苏，无可挽回地退回到野蛮与无知的权力通吃、弱肉强食中去。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全社会的羡慕、嫉妒和仇视之中，黑领阶层一方面继续低调的巩固其社会地位(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另一方面在完成原始积累后，他们开始悄然向新大陆挺进——携款外逃，或者投资移民，实现自己正式加入世界发达国家高级人类的梦想，同时也使自己的后代永远彻底的摆脱水深火热的中国。

摘自胡记茶行《对现状的分析——挤不进去，你永远是穷人》：
据官方统计， 2004年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2936元，按年人均纯收入低于668元的标准，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为2610万人。如果按照世界上公认的人均1天1美元以下就属贫困的标准，我国目前还有2.1亿贫困人口。“八五”期间，公车车辆消费占到全部国家财政支出的38%，整个国家总计支出37960亿中的 37.58%用于供养行政公务人员；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年花费每年达9000 亿元以上。

中国社会阶层分类：第一个阶层（也是处于最顶端的王者阶层）是由几百个家族组成，他们拥有骇人听闻的富，是这个国家的掌控者。在他们之下是第二个阶层——地方性的豪族，数量也许是几万家，这些人控制着地方的权力，自然也拥有无与伦比的财产。第三个阶层是由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国企管理人员、垄断国企人员和私营企业主等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以及顶级白领阶层等这些群体中的人员组成。第四个阶层是生活比较安逸的一般民众，他们经济上还算比较宽裕，但是社会地位不高，对社会没有什么影响力。第五个阶层是由城市平民和农村中生活比较好的农民组成。第六个阶层是贫困群体，也就是四亿没有购买能力的民众。第七个阶层是一亿没有财富的赤贫阶层，第八个阶层就是最后那一亿灾难性赤贫的阶层。

贾樟柯:贫穷改变了中国人的心理面目

2009-03-13T08:07:00.000-07:00

来自：绿妖博客

县城和我

“贫穷改变了中国人的心理面目”

绿妖：之前总是说你发现了县城，但没有问过你跟县城里的人们的关系。

贾樟柯：我过去重要的生命经验都是县城给我的，如果没有县城，可能就随波逐流了。拍电影，到目前为止，拍的都是我的间接经验，现实发生什么我就拍什么。我自己的直接经验只拍了半部，就是《站台》。直接经验是一种灼伤，它未必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或家庭，比如说死亡，我记得是上小学二三年级时，一个同学的妈妈去世了，她是骑自行车时，风很大把一堵墙吹倒，她被压死了。还有一个同学，家里是修自行车的，八十年代时开始修轻骑，有辆车修好了让他骑出去试，骑出去就发生了车祸。它会对我有很多影响，包括性格，还有对人世间的看法就会发生改变。去年的时候我一直在强调贫穷，我觉得这些都跟贫穷有关系。

绿妖：所以你找到贫穷这个线把它们都穿起来。

贾樟柯：对。去年我讲（整个社会）是个两极，一方面国家给人印象很富有，但另一方面贫穷越来越需要我们去关注，我们已经忘了这个国家还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家，或者说还存在贫穷。贫穷并不因为这个国家整体财富多了就不贫穷，贫富分化，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多数人就变得更穷；还有一种是国强民不富，国家有钱了，但个人怎么样。我看到县城很多家庭并没有什么进展，当然随着时代进步，有了高速公路，麦当劳开到县城里，他也能享受到，但具体到生活质量，没多大改变。

绿妖：这几年感觉我们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比如在北京，从月收入两千到十几万你都能看到。

贾樟柯：就是拉开了嘛。包括在一个城市里，上海，北京，看起来都很光鲜，但实际上……我以前讲过一个例子，用三种方式去上海，你看到的上海完全不一样。坐飞机到浦东，有车把你接到香格里拉，你看到的是一个光鲜的上海。如果你从山西坐一个双层巴士，一路开到上海某个里弄的停车场，你拎着行李出来找地铁，挤公共汽车，你去找一个三十块钱一晚上的小旅社，你看到的又是一个上海。所以交通工具已经把人的层面分得很厉害。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回溯2008年。这个思考也是从地震来的，地震为什么有些建筑质量不好，因为贫穷，它改变了中国人的心理面目。有些文化人抱怨中国人都不读书，不看艺术电影，这很正常，因为过去贫穷。

绿妖：你说过县城的生活极端无聊，所以对一些年轻人来说变成一个两极思维：要么县城的无聊和穷，要么是大城市的相对自由。但等到发现大城市也有令人难以忍受之处时，县城已经回不去了。这是否也是很多人的两难处境。

贾樟柯：没有一个乌托邦是真的存在的。在矿区你想去县城，到县城想去大城市，到北京想去纽约，到纽约又感觉想回来。没有一个理想的落脚点。但如果一个社会允许人们流动，在这个流动的过程中他会找到适合的地方，有些人就能实现自我。我那时候为什么非要到北京，因为喜欢电影，我没办法在汾阳变成一个导演。我是先移动到太原，学画。这有它的历史原因，因为计划经济，它弄得每个地方的资源完全不一样。在汾阳，我看不到任何画册。但到山西，我就可以到外文图书陈列室看。梵高啊，雷诺阿啊，立体主义、印象派都大量的看。计划经济没有画廊，没有音乐厅，九十年代初时，我们一拨学画的同学，坐一晚上火车到北京看罗丹雕塑展，早上六点多，坐电车到美术馆，看到下午闭馆，坐火车再坐回来，可以省住宿的钱。你在太原是看不到罗丹展的。后来我看很多史料，49年之后的确是造成很多不公平，以前城乡差异没那么大，心理差异也没那么大。我们那个中学，49年前后，担任老师的大部分是欧美留学回来的，它跟北京上海的老师没什么差别，因为乡村给他的薪水，特别是尊严不比大城市差。49年之后，用行政的办法把中国变成一个等级制度，以前乡村的商人跟城里的商人没有什么区别，比如山西的大院都在村里呀。

绿妖：他们走到京城一样很气派的。

贾樟柯：对，生活在山西，跟生活在皇城是一样的。但后来这种差别天然划分了等级，让我们的流动失衡。当然，城市化的过程全世界都有：资源越来越集中在超级城市，你在纽约跟在内地一个小镇接触到的精神资源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你生活在普罗旺斯跟在巴黎，并没有尊严上的差别。

绿妖：这让我想到陈丹青常常在文章里写乡绅阶层的消失、江南水乡的消失。我觉得你们说的有异曲同工之处。

贾樟柯：的确是这样。比如说户籍制度。现在都看淡了，但它在关键时刻它还是起作用。我自己意识到它是看路遥的《平凡的人生》，我那时是上省重点，有很多同学特别努力，吃窝头，晚上学到十一二点。那时只知道他们要考师范，后来看路遥的书，突然发现原来是户口在起作用。因为师范出来是城市户口，而且可以当老师。

绿妖：对，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城市，他们买房子，工作十几年，但当他们生了孩子要上学时，才发现那个障碍还在，他们没有户口。

贾樟柯：是一样的。我看过茅于轼说，中国的三十年大家都觉得变化特别大，但如果你去坐一次火车就会觉得什么都没有变。我觉得他说得特别对。你坐火车，要排队买票，铁路系统依然是吆三喝四，如果自己开车或坐飞机，你感受不到体制的顽固与存在。就好象我们都不需要户口，但当孩子要上学，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它还在。

绿妖：它让这么多人这么大规模的迁徙变得像个幻觉。你已经在这个城市这么久，你以为你属于这个城市。

贾樟柯：对，我觉得头几代人都生活在两头，比如北京，一到非典它就空了，因为北京这里的主体的居民不认同这个城市，遇到这种事，他还是要回家。或是春节。这个城市是大家来发展、工作、实现自我的地方，但感情上来说并不认同。

绿妖：但你现在会不会跟农村的生活、县城的生活越来越远？

贾樟柯：所以说进入城市有两种，有一种人会切掉自己跟过去生活的联系，这种人很多，本来是汾阳的，来了北京后他会说自己是太原的。跟过去的同学、朋友，甚至是家人越来越疏远，看起来很顺利地融入这个城市。（变成一个没有过去的人）对，他变成一个没有过去的人。还有一种很自然，比如我在北京，但我（跟过去）有人的联系。去年我家出的最大一件事是我二姨家的儿子在井下被砸伤了，现在生命没问题，但思维不很清晰，他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还要去处理这些事，谈判、索赔一大堆。只要你从人际关系上不切断，不是你要不要那种生活，而是你逃不掉。

被遮蔽的现代化的目标

“真理是以说不清楚的面目出现的，而谬误是以非常清晰的样子容易深入人心。”

绿妖：这几年你好像一直对现代化、城市化特别感兴趣，为什么？

贾樟柯：所谓现代化城市化，它不是发生在今天，过去一百年都在干这些事。从晚清开始，本来是中央帝国，发现还有美国，还有英国，还有日本，它一定有个心理上的失落。然后就想了很多办法，革命，立宪，三民主义，到黑猫白猫，所有的事情都要把中国带到现代化。这时看中国的变革，你对历史的积怨会有改变。比如我是从八十年代过来的，对计划体制深恶痛绝，但当你明白那是一百年里大家的一个尝试，他们觉得这个能让中国富强，个人幸福，你对这种主意会有一种宽容。看起来它是某个人决定的，但大家都答应了呀。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了饥荒，人的不平等，你觉得怎么反了，本来以为会好，结果它更糟。

这就要重视历史的复杂性，它的诡异，它的目标与过程的不协调，而不是很情绪化地否定它。只是简单地否定而不反省，这个代价就不能变成财富。

关注城市化，是关注历史的过程，它颠覆和纠正了我很多成长和教育习惯中的成见，让个人更清晰。我从来不觉得拍一个电影有多少国家使命，它首先是一个个人需要，我非常想了解个人的处境，也非常想了解我身处的时代。

绿妖：现代化的失落和焦虑全球都会有，你觉得，具体到中国会有什么不同吗？

贾樟柯：我觉得我本人最大的焦虑是：现代化的本质是什么，终极目标是什么，大家都忘了。从七十年代末提出四个现代化，都是物质上的现代化。城市化也是一种物质层面上的。楼群越来越高，火箭可以上天了，但它是不是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对我来说，现代化是给个人以更多的尊严和自由。这方面的现代化太缓慢，太少。物质的指标在快速的，畅通无阻的发展时，现代化的硬指标被遮蔽起来。

绿妖：有种理论说：先解决温饱问题再谈其他。我们也的确还有很多穷人还在贫困线上挣扎，你怎么看这现况？

贾樟柯：但那些不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人，对民主自由有没有更多的想法？因为穷人没有需求，所以我们不去讨论这方面是不是合理的？比如一个农民他不需要护照，那你就认定为农村不需要办护照，这是一种偷换概念。现在流行把所有的责任都踢给一个虚无的体制，但其实你就是体制。

很多不合理的事情容易深入人心，比如先解决温饱，你觉得很对，温饱很重要，但如果你要解释为什么两个事情（温饱和自由）并不矛盾时，你要花很多功夫。所以真理是以说不清楚的面目出现的，而谬误是以非常清晰的样子容易深入人心。

绿妖：具体到个人，对现状又应该做些什么？

贾樟柯：我觉得个人不要把自己的能力想得太强。但共同的努力还是非常有力的。对我个人来说，就是坚持独立性，通过电影，把中国人真实的生存体验表现出来，不被人影响的把对中国人生存的判断讲出来。同时还需要一种毅力或耐心，我的信条是坚持独立性，不被边缘化。不应该为一种独立的态度而丧失了推动它的渠道。比如说花几万块钱拍一部电影，不跟这个体制打交道，去几个影展，也是很快乐的事。但实际上不能止于此，因为你应该让它变成一种公共文化资源，让它在公共层面发生作用，我们所想改变的那些东西才有一个最基本的渠道。自我边缘化发挥的作用是很少的。

关于《24城》

“如果中国是一个蜕变的话，有一个所谓新中国的话，他们就是蜕下来的、被牺牲掉的，就这样安置在那儿，有一定的保障，但肯定是没有更美好的未来。”

绿妖：具体到《24城》，触动你要拍这样一部片子的第一根导火索是什么？

贾樟柯：它有一根长达七年的副线，拍完《站台》后，我写了一个剧本叫《工厂的大门》，九十年代末转制如火如荼，很多大工厂停工，我的剧本讲有个老师傅有两个徒弟，他们同时分到工厂，同时恋爱，同时结婚，特别和睦的两个兄弟。下岗后他们一起摆摊，一起进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掰了。写完我觉得有问题，它有两个主题，一个是工人不容易，一个是钱是个坏东西。难道生活就这么简单吗？——而且钱也不一定是个坏东西。所以就搁下来。后来我看到一个地产的新闻，说成都最贵的“标王”地卖出去了，要开发三十年。最吸引我的是，它里面有这个工厂的三万职工，加上家属有十万人。他们的第二代都是在厂的职工医院里出生，在厂小学中学，技校中专电大上学，然后进厂工作，再找个厂里的姑娘结婚。这样一个付诸了十万人的生活经验的工厂，在城市化的过程一年时间就拆掉了，五十年的生活痕迹就跟弹烟灰一样就弹掉了，那么轻易，那么不重视。

我并不留恋那个体制，但不留恋，不代表我们不重视那个记忆，如果说计划经济是个糟糕的经验，它仍然需要留一些东西，它需要有一个博物馆来纪念它，缅怀它，讨论它。尤其那是一个保密工厂，以前进厂要检查工作证，解放军站岗，那么快时间就变成一个商业的楼盘。这个变迁让我看到，除了表面上的工人的生活的遭遇外，它有一种跟历史的关联。

去了成都还是挺震撼的，厂区被二环路分成两半，一边是工厂，一边是宿舍区，有十万人在那儿，就是个城市。有无数个宿舍院构成，无论进到哪个员都一样：六层楼，底下是卖粮的卖菜的，打麻将的，搞婚礼录像的，卖墓地的，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什么都有。下午三点以后，基本都是中年人在那里打麻将。再看远处成都的灯红酒绿，如果中国是一个蜕变的话，有一个所谓新中国的话，他们就是蜕下来的、被牺牲掉的，就这样安置在那儿，有一定的保障，但肯定是没有更美好的未来。

后来我通过采访发现，那一代父母因为在内心里他们有被牺牲的感觉，所以他们索性更加牺牲，一辈子攒的钱，孩子结婚买房，给出去。或者孩子在工厂上班，同事们都不错，都有车，那就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亏了自己没关系，绝对要保护孩子，绝对要让孩子没有任何阴影，因为他们了解到社会的差距，他们心里有一个落差，所以他们用全部的积蓄让孩子没有落差。这种牺牲，我能了解，我的父母也是这样啊，我来北京读书，别人都是公费，我是自费，每学期要多少钱。（拍这个电影）真是了解自己的一个过程。就决定拍了。

但是谁也不认识。这个厂还在拆迁中，土地已经卖给华润，但还有车间在生产，所以要通过工厂和华润的两方同意。去跟房地产商聊的时候，他们那个楼盘的理念就是见证土地变迁，铭记土地工业历史。我说我跟你们的理念一样，我不是拍钉子户，而是要拍这个土地上发生过什么。最后说好啊，给你们投一些钱，一起做。

后来我宣布这个计划时，很多人以为是楼盘广告。其实它给我提供了一个考察的模型，实实在在的一个楼盘，实实在在的一个工厂，我觉得我应该不回避它。

但不认识人哪，就在报纸上登启示，连一星期在成都商报上登，说谁愿意来讲述工厂或工人记忆。有三天我接热线，电话是放不下来的，旁边同事帮我记录联系方式。我觉得倾诉欲望特别强。等到采访时发现另一个问题，所有人讲的都不是自己。我耐心地听他们讲完自己的朋友后，问：那您自己呢？往往答案是：我很普通。我没故事。后来我意识到，集体主义过来的，他们真的认为自己很普通，是螺丝钉。其实很多人身上有特别多的经验，但他没意识，因为不重视自己嘛。所以采访时前半个小时做的都是解释，为什么拍这个电影，为什么想请您讲讲您自己。

绿妖：采访持续了多场时间？

贾樟柯：将近一百个人，三个月吧。

绿妖：都是你自己采访的吗？

贾樟柯：都是我自己。一开始也不会采访，第一个采访对象特别尴尬，我们去了他家里头，打灯、摆机位，折腾了一个小时，坐下来说了5分钟，我跟他都没话了。我不会问，有时候是不忍心问，有时候是不会问。那个师傅也不擅言辞，每句回答都特别短。后来发现采访是门学问。虽然每个人都很想讲。

绿妖：采访到结束的时候，你已经变成了一个相当善于提问的采访者？

贾樟柯：差不多到一半的时候，我的工作人员给我起外号叫白岩松。

绿妖：有什么诀窍吗？

贾樟柯：有。比如说，写采访提纲。想很多能引发他讲述自我的细节：第一次工资是多少钱，你干嘛用了。你怎么跟你太太认识的，谁介绍的，你们结婚事都请了谁。整个采访下来，女性讲述能力特别强，直率的程度很高。

比如我采访一些从上海分到工厂的女人，有人就坦然说：我现在的老公不是我喜欢的人。七十年代还是分配制度，户口分过去就只能过去，但社会又开始松动，就想调回去。但调动是个很困难的事，在这个过程中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万一结婚就肯定没法调回去了。好多人就这样错过了爱情，到了七八年后，发现自己真的调不回去时，喜欢的人早有小孩了，那就因陋就简地找个好人，我写成一个人的故事，找陈冲来演。

绿妖：你以前拍电影时，都投入了自己强烈的情感在里面，拍《24城》时呢？

贾樟柯：一样的，没有情感，不会去拍这种电影。每了解一个生命故事都不轻松。我采访过有个工人的两只手指切断了。他说他住院后挺高兴的，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高兴吗，我说是不是当劳模了，他说不是。他说，我压根就没当回事，我以为三个月又长出来了。我一听就流眼泪了。我们很难理解那个时代的人，他对一切都有信任，他认为手指像一根草，锯断后很快就能长出来。这时你再想想曾经的体制对他们的戏耍和欺骗，是这样简单而充满信任的人。

绿妖：你拍这个电影，也是继三峡好人之后又一次把视线转到山西以外的地方。

贾樟柯：拍摄区域的转移对我没有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的同质化很严重，每个地方除了吃的东西、口音，生存感受、生存的实质是一样的。山西的生活经验适用于中国任何地方，只是在成都你能遇到这么大的案例，有这么大的工厂。山西没有。

触目惊心的农村，触目惊心的贫穷

“最主要的是，如果有些人，比如那些改革利益的获得者、或者权力的掌握者、政策的制定者看到了，他会知道这个财富这个权力是这么多人付出这么多得到的，也许会有些不安，我觉得就可以了。”

绿妖：这次的金融危机冲击到很多农民工，我看到官方的数字现在有两千多万农民工失业。他们好像被城市抛弃了。

贾樟柯：我觉得是被两边都抛弃了。你在东莞打工了两三年，突然没有工作了，回到四川大山里，即使你还有土地，但世界都变了。我去过四川山里，那次我是跟刘小东去他一个模特家里，模特去世了，他的坟墓就在他家的门口。一推门就是坟。你可以知道他村庄的原始。而且农村的精神状态是非常触目惊心的。这次我回老家去一个高中同学家看，他没考上大学回家务农了。我去他家，他家床头扔的几本书，跟我高中时去他家时看到的是一样的。古今传奇、故事会。

绿妖：他不看吗？

贾樟柯：他看。每天翻几页。十几年了。没有电视就更难过。晚上主要是赌博，没有赌博，日日夜夜怎么过呀。我觉得赌博绝对是安定人心，它不会给社会造成不安定。因为有大量的精力时间可以让几个人靠赌场上的搏杀让自己还有生存的感觉。我觉得生活上，中国人是最容易度过生活困难的，因为中国人家庭结构相对稳定，父母下岗了，孩子正好也上班了。孩子失业了，父母还有养老金。弟弟没有钱，姐姐还能偷偷接济点。物质上总能延续，但精神上的苦闷就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

绿妖：有种理论，说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到09年才真正显现，你觉得我们周围的生活在09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贾樟柯：我觉得会有很多危机。我们的周围还是相对平静，因为周围的人不是没有那些工作的人。我觉得乡村会很危机。那么多人，他自己会找出路，这出路里有好的出路，也有铤而走险。

绿妖：前一阵上海好像还出了一个决定，建议没有工作的民工返乡。

贾樟柯：这也是一个歧视。他为什么不能在城市里待业，不能在城市里无业呢。底层并不是一个纯洁的世界，比如说餐馆里服务员的态度（绿：比如说用地沟油），对，你去他住的地方看，他住在一个四面水泥墙的屋里，睡在一个小垫子上，周围苍蝇臭哄哄的，他怎么可能给你提供一个精致的服务。他自身不是这种生活。所以应该有人用一种艺术形式穿行在不同生活层面，把它们呈现出来。比如说有人问你拍《24城》做什么，那些历史都已经过去了，你要让那些阿姨再哭一次吗？我觉得，再哭一次也可以啊。但最主要的是，如果有些人，比如那些改革利益的获得者、或者权力的掌握者、政策的制定者看到了，他会知道这个财富这个权力是这么多人付出这么多得到的，也许会有些不安，我觉得就可以了。

绿妖：你的电影从一开始就在关注“改革中谁在付出成本”这个主题。

贾樟柯：比如说城市化的过程，剥夺了农民的土地，开发楼盘，本身就是在牺牲农民。在举全国之力发展的时候，农民真的是三等国民。去年在搞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到最后我觉得非常的温吞，太不理想了。

绿妖：好像是一个避重就轻，允许流转的是土地使用权，但没有解决所有权。

贾樟柯：对，所以一个地方缺钱了可以卖地，一个政府卖了地可以盖楼，最后土地越来越少。就是这样发展的，是这样潜在的付出。问题是，在付出成本的人也不明白自己在付出。所以反过来说，有时候人说，我们现在不需要严肃艺术，我很累。但当社会还存在严峻的生活状态，你怎么能只有娱乐。

绿妖：就像你刚刚说有人说“那个历史已经过去了”，我觉得我们的问题就是太健忘了。比如说地震，刚过去一年大家就不提了

贾樟柯：我觉得地震的苦难没有真正被呈现。你要面对的残酷事件被煽情化了，大家都是在看苦情戏，所有的新闻都配音乐，大家都是在跟着新闻在哭。对地震的反省，对地震出现问题的追问全被煽情遮蔽掉了，总之用眼泪洗走一切。所有单位的责任：学校的责任，建筑单位的责任，地震预测单位的责任。大家都说苦难来了，我们抱住一起哭。那么，这个国家的理性在那里，这个国家真正承受灾难了吗。在这个煽情的戏份里，让它快点过去，用我也流泪了，我也捐钱了来获得心里的平静。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集体去面对地震中出现的所有问题。非常可惜。还是回到贫穷的问题。

绿妖：去年大家都在做改革开放三十年，都做富裕，你却触目惊心地谈到贫穷。

贾樟柯：其实很简单，我有个朋友跟我讲他们单位的事，他们八十年代初一帮大学生被分到一个单位，这个单位有两个部分，一部是权力部，盖戳的。一部是规划部。家境好一点的，比较多选规划部，想怎么用所学把这个城市规划得更好。家境差的都选权力部，因为可以腐败，可以赚钱。就这么简单。并不是说所有的寒门之子都是这样，但贫穷的确可以带来实用主义。

悲观主义者的电影

“我觉得中国需要一些非常彪悍的个性的人，彪悍到可以独立的与这个时代共舞，参与到里面，改变它，影响它。而不是穿上盔甲，说我是独立的，眼睁睁看着所有的事情覆水难收。”

绿妖：所以你最近还参加了亚运会开幕式和世博会，会不会被一些人斥为叛徒？

贾樟柯：最起码是面目不清。（笑）张晓舟问过我一个问题，如果政协或人大请你去当委员，你当不当。我说只要我的发言不被打断，我就去当。我并不认为当了委员可以改变什么，但它可以把我的观点在一个主流的平台说出来。比如亚运会开幕式，他们请我去，我立即答应了。为什么不把我对这种大型国家聚会的理解讲出来，比如我觉得开幕式应该自由、应该有个人、不要总是团体操、应该呈现对当代和未来的想象。采不采纳谁都不知道，但最起码你可以提出你的观点。我觉得中国需要一些非常彪悍的个性的人，彪悍到可以独立的与这个时代共舞，参与到里面，改变它，影响它。而不是穿上盔甲，说我是独立的，眼睁睁看着所有的事情覆水难收。

绿妖：但参与的过程会不会也有一个被体制改变的危险？

贾樟柯：如果你是真正进到体制，被改变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他要靠体制生活，而且能占到体制的好处。我所谓的“坚持独立性，不被边缘化”，我们不是体制的一部分，而是有机会跟体制对话，在这个过程里有机会把我们的观点传达给体制。去试试。而不是我直接变成体制，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绿妖：但言说现代一定非常困难。

贾樟柯：有没有能力畅想未来跟你如何读解今天是直接有关的。梳理当代一定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所有的权力都生活中当代。权力在运作当代社会。它很难，但并不意味着不去做。

绿妖：下一部电影会是一部武侠片？

贾樟柯：对。晚清的时候，一个会武术的人，发现自己窜上跳下，最后还是无能为力。一个讲失败、失落的电影。

绿妖：你的电影好像很多都是关于挫败的。

贾樟柯：从日常来说，我觉得没有人没有理想，但大多数人在理想方面挫败是一个常态，实现理想生活的是一个非常态。成千上万的人没有选择。这个主题不是我故意要拍的，是生活的本质和真相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你知道人们缺少爱，你才会有爱给别人。这就是世界需要悲观的原因，否则不是傻开心嘛。

绿妖：所以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贾樟柯：我觉得我是。它不妨碍我在生活中也是快乐的，但当我用一个媒介表达我对世界的看法时，城市的话，我觉得本质就是不快乐的。很简单，生老病死不愉快，年华老去也不愉快。生命的过程就有很多悲哀在里面，所有人类才有充沛的情感啊。

绿妖：这次回老家，发现到处都在盖房子，人们谈的也是房子，你们那儿呢？

贾樟柯：汾阳是四分之一拆掉，开发商要开发。现在遇到金融危机，可能都烂尾。很多拆迁户，迁不回来没房子住，拼住在亲戚家里或者租房子。以为两年后就住回来了，结果开发商都走了。老城改造不是渐变的，它是一夜之间。整个我小时候有记忆的只有一个天主教堂还在，其他都没有了。我最留恋的是我们原来的十字路口，一边是百货商店，一边是供电局，一边邮电局，一边是一个商场，每天我们都在报摊那儿聊天，看新来的杂志，站在那儿看来来往往的人。那天路过都不认识了，旁边变成旅行社了。

绿妖：年轻人怎么打发时间呢？

贾樟柯：有钱的年轻人经常是下午突然下午约一帮人，开车开到太原去消费，唱歌。大部分年轻人就赌博。我每次回去每天中午都是醉的，因为都灌我喝酒。最快的一次是半个小时就没知觉了，等我再一睁眼，旁边已经支了好几桌。

《芝加哥》

2009-03-09T01:14:00.000-07:00

今天去福特中心东方剧院看了歌舞剧《芝加哥》，惊艳，看过歌舞剧更加感觉电影版改编的恰到好处，每次重看都有新的发现。东方剧院内景。

上传几个02年的电影版的经典章节

My new guitar

2009-03-08T07:02:00.000-07:00

Epiphone Slash Les Paul Goldtop, Limited Edition, 2000 be made.

http://www.gibson.com/Slash/

Enter Sandman

2009-03-08T06:17:00.000-07:00

Performance of Metallica in Monsters of Rock in Moscow on september 28th of 1991.
After 2 monthes, Soviet Russia disintegrated.